六十年济世，五十万患者，换来的不是感激，而是围剿-中华传播网

六十年济世，五十万患者，换来的不是感激，而是围剿

—— 一位八旬老中医眼中的法与理

薛应中

(一)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我治疗的患者有五十余万人，只多不少。人民日报、陕西日报、西安晚报头版报道；大学学院全体师生联名写感谢信；北京刘爱琴赠书致谢；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登门求治。我的病人从截瘫到行走、从病危到痊愈、从被判“最多半年”到活到九十岁——每个病例都有名有姓、有据可查。我开办的诊所就业人员长期维持在二十多人。

然而今天，这些被我用医术从死神手中夺回的生命，没有一例成为我的“功劳”，却统统成了我的“罪证”。这些年来，我被一次次追问：“你凭什么给人看病？你的资历证件完全合规吗？”

我也想问，是我救错了人？我救的人越多，罪就越大吗？救人的事救得越多，判得就越重吗？是人命重要，还是一张证件重要？

如果一个人耗尽毕生精力救人无数，最终却被定义为“无证”或“非法”——那到底是我违法了，还是这个“证”或“法”本身出了偏差？

如果一纸资格证比五十万患者的健康重要，那么法律守护的究竟是人民的健康还是行业的壁垒？究竟是生命的尊严，还是权力的傲慢？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“治好病”不算本事，“有证件”才算本事？什么时候开始，“救活人”不算成绩，“没出事”才算安全？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要把最多的时间、最多的精力，不是花在研究病情上，而是花在证明自己“有证”，自己“合法”上？

其一,难道中医的合法性，是由抽血指标决定的？是由英语试卷决定的？或者是由一张纸决定的？

病人来我这里，不看证件，只看疗效。洋博士来我这里，不问头衔，只问医术。老百姓把命交到我手上，不求豪华诊室、不求进口设备，只求我把病看好。而唯独那个发证的人，对我百般刁难。

其二, 法律的目的，是保护人民生命健康，还是设置行医门槛？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开宗明义：“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。”法律的核心宗旨，是保障人民的生命权与健康权，此乃宪法赋予的至高权利。如果一项行政审批制度的运行，客观上导致有真才实学、六十年临床验证、患者口碑载道的医者无法合法执业，导致大量本可获救的患者被挡在有效治疗之外——那么，是法律在执行中背离了立法本意，还是法律本身尚需完善？

法律若脱离“治病救人”的初衷，而沦为一道冷冰冰的门槛，它守护的是患者的利益，还是行业的垄断？

其三，医疗行为合法性的判定依据，究竟是“形式”还是“实质”？

现行司法解释对“无证”或“非法行医”的核心界定，关键在于“情节严重”和“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”。我在六十年行医生涯中，接诊五十余万人次，无一起医疗事故，无一名患者因我治疗而加重病情或造成损害。我的每一次诊治，不仅没有“严重损害”任何人，反而拯救了无数被判定“无救”的生命。当“无证行医”所指向的危害后果根本不存在时，能否仅凭一个“无证”的前提，就将长达六十年的全部救治行为全盘否定？

对“无证行医”进行立法的目的，是防止不具备医疗能力的人肆意施治、危及生命。如果一名医者具备远超平均水平的临床能力，其疗效历经数十年、数十万人验证，其患者不仅有治愈案例，更有大量西医认定“不治”而由中医逆转的奇迹——那么严格适用这一罪名，究竟是维护了公共卫生安全，还是背离了立法本意？

法律应当是守护生命的城墙，而不是阻挡救生者的闸门。

其四，因果关系是追责的起点，被告与死者之间不存在因果链条。

回到这场官司。脉诊——手指搭在手腕上感知脉象，不产生创伤，不施加药物，不改变生理状态。它与心脏骤停之间，没有任何生理学上的因果关联。我所做的唯一医疗行为，恰恰是发现危象、明确警告、建议就医——这不仅是无过，而是有功。如果法律允许对一个提供善意警告、未实施任何治疗、未收取任何费用的八旬老人追究刑事责任，那法律的公信力何在？

其五，当善意施救者被追究责任时，法律的导向作用值得深思。

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：“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。”立法者深知：必须保护善意施救者，否则整个社会的救助意愿将彻底萎缩。我的行为——诊脉、发现危象、建议就医，比“紧急救助”更轻、更无害。我连“造成损害”都没有，更遑论“严重损害”。如果连这样的善意行为都要追究，那未来的医生还敢不敢在没有“全套抢救设备”的地方说一句真话？

如果法不容良善者，法容谁？如果法不为善良护航，法为谁而立？

其六，法理的最高原则，是“天理、国法、人情的统一”。

中国自古讲究“天理、国法、人情”三者相统一。法律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条文，而是蕴含价值判断的规范体系。今天我面对的，是一个朴素却沉重的问题：如果一个人耗尽一生救人无数，最终却被法律定为有“罪”，这符合天理吗？这符合人情吗？

如果法律条文与天理人情发生了冲突，我们究竟应该修改条文，还是扭曲天理？

天理是：能救人者，当受敬重。人情是：被救者，当知感恩。国法是：保护人民生命健康，是最高准则。

六十年来，我给过绝望者希望，给过将死者生机，给过被医院放弃的人第二次生命。请问，当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我是在违法，还是在护法？我是在挑战制度，还是在守护制度本应守护的生命？

我无话可说。我交给法律去裁断。

但我相信，最高的法律，是良知；最硬的证据，是活下来的人。

（二）

我生于贫寒之家，幼年目睹母亲积劳成疾，因服用西药无效中年丧命。我悲痛欲绝，含泪立誓学医，此后一生以中医为志业。1958年参加工作后，便利用业余时间边学边行医。在那个年代，我随医疗队深入大荔、西寨、朝邑、许庄等地，走村入户为农民治病，从来无人阻拦，也无人问我有证无证。那时，医者的天职就是救人。

然而，按照今天的政策，我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所有行医，统统属于“非法”。按照这个逻辑，张仲景、孙思邈、华佗也都是在正规医院之外行医，难道他们也是“非法”吗？

六十年代跟随省医疗队在大荔县去西寨路上留影

六十年代跟随省医疗队在大荔西寨和卫生院医务人员合影

我曾经义诊九年，仅1982年一年就义诊五千余人次，365日无休。如果不是后来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晏朝和《西安晚报》总编马师雄偶然得知，并在《西安晚报》头版头条报道，这段历史早已被时光埋没。如今我主动交代：那九年义务上门送医、分文不取，也都是在“违法”吗？这五千次义诊，按今天的标准，够判多少年？

《西安晚报》头版头条报道坚持九年义务送医上门

行医六十年，我最有力的证据，就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。以下每一个案例，均有据可查，有姓名、有时间、有地点、有医院诊断。

（一）东北大学材料学院全体师生

2022年底疫情管控全面放开，东北大学材料学院数百名师生集中感染，发烧咽痛、咳喘乏力、药品紧缺，情况危急。秦高梧院长紧急向我求助，我依据四时气运辨证，拟定扶正祛邪方剂，自费购药、免费寄往沈阳。全院师生服用后，高热速退、诸症悉减，短短数日全部恢复，无一例医疗事故。全体师生寄来感谢信，秦院长称“先生高风，令人感佩”。

请问，我这次群体性的“无证”治疗，该怎么判？

东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全体师生感谢信

（二）刘爱琴

1998年，刘少奇长女刘爱琴患久治不愈的慢性腹泄病，在北京多次治疗无效，得知我在北京，托人找到我。我用中药加针灸，五天后迅速康复。刘爱琴将其著作《我的父亲刘少奇》书籍题字赠我留念。

1998年刘爱琴病愈后题词赠书留影

（三）公安部两位部长等

公安部王敏接我去中南海，为两位部长免费诊治。我还曾为中组部宋司长多次免费开方诊治，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几位领导家属来咸阳，在咸阳宾馆诊治。八十年代，日本一位老板的儿子在北京患盲肠炎不愿手术，让台湾刘昌明带来西安找我治疗，就在西安建国饭店为其针灸，一周治愈。

（四）从病危到痊愈的陕北少年申攀

2005年，陕北米脂县13岁少年申攀，在河滩滑冰摔倒后突发重病，昏迷不醒。家人带他辗转榆林、西安、北京等地五家大医院，历经多次骨髓穿刺检查，花费从亲友处借来的27万元巨资，始终无法确诊，病情持续恶化，在各大医院治疗无效，后从西安军大转往北京协和医院，治疗后报了病危，让家属准备后事。

2005年给小患者申攀病愈后前来致谢

在走投无路之下，家人经宋进军在《西安日报》登求医启示，报社的摄影记者申忠雄牵线找到我。经我辨证发现，孩子的病根是外邪侵袭、脏腑受损、正气耗伤。而多次抽髓、反复检查、大量输液，已将孩子本就虚弱的身体彻底损伤——这才是病情久治不愈的核心原因。我辨证施治，三副药烧退，精心免费调理三个月后，孩子痊愈。后来申攀高中毕业、参军服役，退伍后任职于宁夏银川市公安局刑警队，直到现在病情再未复发。

回访患者申攀在其家里留影

2005年给陕北患者义诊时《西安晚报》记者申忠雄随访

《西安日报》报道为申攀免费诊治

请问：我这次“非法行医”，该判几年？该罚多少？

（五）罕见肺炎患者李振豪

2012年，长安县退休教师李振豪说他心情烦躁、呼吸气粗、不想吃东西，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他患上了气管炎，入院治疗后很快就出现了神志不清、右下肢不能自由活动。他到处求医问药，在多家医院住院20天无效，越治越重，后来到西京医院求医会诊，被确诊为“烟曲霉真菌肺炎”。医生告诉他，这种病举世罕见，目前在全球范围也很少见，仅有三例，前三例均已死亡，他是第四例。特效药稀少昂贵、难以获取，医院无力救治，建议家属放弃。在长安医院孟院长的推荐下，家属找到我。我告知家属：无需被病名吓倒，我早在1982年就治愈过同类病症。

我辨证开方，患者服用七剂汤药后神志转清、可迈步行走；持续免费调理三个月，临床症状全部消失，复查指标恢复正常，彻底痊愈，创造了医学上的一个“奇迹”。

2019年去患者李振豪家复诊

（六）拒绝截肢的软骨癌患者何荣德

2010年，云南昭通患者何荣德被诊断为软骨癌。住院近二十天；花了两万块钱。手术后再次复发，肿瘤越长越大。大医院教授明确告知：一周内必须截肢，费用需十万元，过时则来不及。患者坚决不截肢。我用针灸加中药治疗五个多月，肿瘤消失，去省医院检查，一切正常。至今再无复发。

为手术后的患者何荣德诊脉

（七）被宣告“算了”的新生儿出血症

1986年，西安金属公司付静国三个月大的婴儿，面部、眼球及全身出现紫斑和出血点。在省妇幼保健院诊断为新生儿出血症，后又转至市第二医院、儿童医院，输血、抗生素、激素、维生素轮番使用，病情反而加重：便血、紫斑扩散、发烧、昏迷、不食。一位女医生把家属叫到办公室，说：“孩子的病很难治好，算了！你们还年轻，还可以再生。”医院还要求做抽脊髓检查，被家属拒绝后出院。出院后，家属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我。经过二十天精心治疗，患儿症状完全消失，精神充沛活泼。2005年回访，孩子已考上大学；2009年参加工作，身体一直健康，病情从未复发。

与患者付俊涛参加工作后的留影

（八）被“高科技”折腾的教师王芹

陕西高陵县中学教师王芹，持续高烧不退，在西安军大医院等多家大医院辗转数月。每到一个医院，都有十几项检查等着她——钡餐、核磁共振、甚至抽骨髓，最先进的设备全过了一遍，却始终查不出原因。每天输液多瓶，每瓶八百元。但高烧不退，病情反而越来越重。医生竟让从冰柜取出冰块包上毛巾让病人夹在腋下降温，病人冻得哆嗦。后腹涨难忍，医院要抽腹水，家属只好回去借钱。但此时家里已花掉二十多万，医院连发几次病危通知。医生甚至说：“实在不行，那就别看了。”

患者对我说：“反复检查好几次，问医生，人家说了个理由，咱也没听懂，也不敢再问。”家属叹气：“不如不治了，越治越重。”出院时，患者在我家吃了一付中药，吃过后症状大为减轻。后来继续治疗一个月左右，腹肿消失，身体康复如常。

2026年西安市高陵中学王芹老师近照

（九）被判“最多半年”的恶性淋巴癌患者苏连叶

2001年，国棉三厂职工苏连叶，在四医大诊断为恶性淋巴癌，医生断言手术后最多活半年。她因为目睹过别人手术化疗致残的惨痛后果，又因费用高昂难以承受，坚决拒绝西医治疗。我用针灸加中药调理，一年后彻底病愈。至今二十余年，再无复发。

2026年回访国棉三厂职工苏连叶留影

（十）被宣判“失忆”的“当代竹王”李紫珊

书画研究院教授李紫珊，患脑梗塞，磁共振显示严重脑萎缩、脑积水占四分之三。专家断言：三个月后必将全然失忆，出门可能找不回家。吃药打针只能延缓发展，根本无法治愈。治了两个多月，毫无效果。找到我后，服中药一周即有好转，两周后饮食体力恢复；半年后彻底治愈，头脑清晰，手不再抖，画画如常，坐火车能爬到上铺。

李紫珊病愈后作画时留影

（十一）截瘫姑娘史媛

八十年代初，长安县杜曲乡截瘫姑娘史媛，病痛难忍、几欲轻生。她写信向人民日报求助，报社派出多位记者全国走访，当时正逢五讲四美年代，人人乐于奉献，《陕西日报》也进行了报道，但是她辗转全国多地，各大医院均表示爱莫能助、明确拒绝收治。我看到报道后主动前往，用中医辨证与针刺相结合的方法给予治疗，使其能扶桌子站立起来，精神好转，肌肉发达，面色红润。消息传来，人人称奇，每天求医的信件如雪片般飘来。

请问：如果这些救人案例统统算作“非法”，那“合法”的医学此时在干什么？

1982年10月22日陕西日报头版报道为史媛针灸治疗

（十二）生死边缘的靳浩帧

2011年夏季，靳浩帧突发重病，高热神昏、四肢厥冷、气若游丝，六脉无根，有阴阳欲脱之险。军大医院施治无效，病情持续危重。家属连夜将他送到我处。我即刻脉诊，重用人参等类药物固脱救逆，健脾和胃，疏理气机，标本兼治，并当场施针配药。患者服药短短数小时，神志转清、高热消退、体温恢复正常，可自行下床如厕。再予两剂汤药固本培元，患者完全痊愈。这场生死急症，让他从此立志潜心修习正统中医，经过考试，现已能独立开诊。从警校毕业后的靳浩帧在2011年被中医药治愈后，坚决放弃正式工作，立志学习中医，现已成为群众欢迎的好医生！

2026年回访靳浩帧时留影

（十三）火车上的紧急施救

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，我出差前往新疆。火车行至半途，一位列车服务员突患胃疼，疼得面色苍白、冷汗淋漓。列车广播紧急寻医，我闻讯赶去，看到有位女军医背着药包，为其施治。患者服药十分钟后，还是疼得在床上打滚。我见此情况，我现场为其针灸后，患者疼痛缓解，能继续工作。周围乘客目睹针灸奇效，纷纷称赞中医很神奇！

（十四）王雅玲宫颈癌病案

患者王雅玲2018年确诊宫颈癌，因病灶特殊无法手术，西医判定生存期仅剩三至六个月，随后她接受多次化疗、放疗同步治疗。高强度西医治疗让她身体严重受损，剧烈呕吐腹痛、反复腹泻、大量脱发、白细胞骤降，免疫力彻底崩塌，后期血管受损难以穿刺，身心饱受摧残。2019年3月她结束全部放化疗，后续突发放射性膀胱炎尿血，西医住院八日未能止血，却留下放射性肠炎等顽固后遗症，久治不愈。同年7月前来就诊，我诊脉后，发现她气血双亏、正气耗损过度。患者服药一周，常年腹泻的后遗症便大幅好转。经我辨证用药配合针灸调理，四日症状显著消退。我始终认为，多数肿瘤患者死于过度治疗损伤，而非病灶本身。经半年纯中药调理，王雅玲摆脱癌症与后遗症的困扰，健康痊愈，直到现在再无复发。

患者王亚玲病愈后留影

（十五）被截肢阴影笼罩的产妇程万芳

1976年，灞桥区赵村产妇程万芳，分娩时大出血，头晕发烧，送往医院后经15天治疗，左下肢硬化、肿胀疼痛、皮肤发青发紫，难以穿衣，无法行走。医院建议截肢——对一个年轻母亲而言，这无异于宣判她后半生的绝望。她辗转找到我，我以针灸加中药为其治疗：三天后下肢开始好转，十天后便可下床行走，三个月后完全康复。数十年过去，病情从未复发。一个差点被截肢的产妇，因为我的救治保全了肢体，也保全了一个完整的家庭。这是我久远年代的一宗“非法行医”记录。

七十年代陈万芳病愈后的照片

（十六）精神病患者李西恒

本单位的李西恒七十年代患精神病，异常狂躁、暴力倾向严重。车间派人看守，他仍将窗楹折断、翻窗而逃，单位派多人追回后，我在宿舍为他施以针灸和汤药，治好后多年再无复发。中医治疗精神疾病，不靠电击、不靠束缚，而是从五脏六腑的失调入手，其本质是“治人”而非“看指标”。

（十七）父子两代的托付

西安市政府职工侯海平，1977年上高中时舌下长个水泡，经医院治疗后反而肿块增大，后去西安四医大确诊为舌下囊肿，给予冷冻治疗，病人难以忍受疼痛，找到我后，针灸半月治愈，至今未复发。侯海平的父亲1985年因脑梗瘫痪，在四医大住院一个月不见好转，无奈之下，侯海平背着父亲到我处求诊。我用针灸、汤药加按摩等多种方法综合施治，半年后其父恢复行走，能够自己回家。一个家庭，两代人的重病，都是我用业余时间治疗的——这在今天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，但在那个年代，我用中医给人治病是很平常的事。

回访患者侯海平时留影（左一）

（十八）精神病人的重生

1979年，灞桥区丁家斜村毛爱珍患精神病，经我治愈后，再无复发，回归正常生活。家属感激涕零。精神病并非不治之症，更非只能靠长期服药终身维持。中医从脏腑阴阳失调的角度出发，往往能抓住根本、击中要害。

（十九）拒绝化疗的肺癌患者许凤琴

2011年，许凤琴被确诊为左肺下腺癌中晚期。医院要求术后第25天开始化疗，但她目睹过化疗者的痛苦与不堪，毅然拒绝，选择中医治疗。术后第9天开始请我施治，每日服用中药，晚上熬第三遍药汤用于泡脚，期间未服任何西药。坚持一年后，身体完全恢复如常。

患者许凤琴近照

（二十）胰腺癌老人的最后二十余年

1998年初，陕西省公路局机械厂离休干部张兴文，自感肠胃不适，自行服用胃舒平无效，饭量大减、体重下降二十余斤，全身及小便发黄、皮肤发痒。次年三月入住西安附属医院，被诊断为胰腺癌、重度黄疸。后转至附属一院，大夫决定做胰腺切除手术，明确告知需对四五个人体重要部位手术，前景并不乐观。患者被吓住了，坚决拒绝手术。经医院朋友介绍找到我时，他全身皮肤巩膜黄染、发痒、腹痛、精神近于崩溃。我先做大量思想工作，稳住心神，再开五副中药，配合针刺。服药后黄疸减退、腹胀减轻、疼痛缓解、饮食增加。坚持治疗五个月，症状基本消失，去医院检查基本正常。按医院当初的判断，他能活几个月到半年已是万幸——而老人后来活到90岁寿终正寝。

2007年胰腺癌患者张兴文赠送锦旗时留影

（二十一）黄焜琳，台湾新北市居民，长期往返大陆定居

黄焜琳自幼先天心脏偏弱，常年心律不齐，频发心绞痛，早年做过心导管手术，需长期依靠镇静类西药维持睡眠。2020年经王琳女士介绍专程来找我诊治，我辨证其核心病机为气血亏虚、心脏供血不足，全程只用纯中药为其治疗。起初十天偶有短暂心痛，持续治疗三个月后，她发来信息说，胸痛彻底消失，多年依赖的镇静剂完全停用，睡眠安稳，饭量增加，气色好转。我始终认为心脏病不能只扩张血管，补足全身气血才是根本，她通过自身治病验证，十分认可中医治本的优势，时常微信给我致谢。

患者黄焜琳近照

（二十二）著名作家田信军，陕西咸阳

2016年8月，患者田信军查出近5公分甲状腺结节，多家医院专家均建议手术，告知结节已压迫食管，术后存在复发、损伤声带的风险。家人全员劝其手术，唯有他坚持尝试中医调理。经亲友引荐，来找我就诊。我把脉辨证后，开具中药方剂，后续辅以针灸疏通经络、消散结节。患者坚持服药、遵从调养，心态平稳。短短八周零五天，原本偏大的甲状腺结节彻底消散。全程无需手术、无创伤，标本兼顾，彻底根除病灶，未留任何后遗症。

患者田信军近照

（二十三）李亚茹，田信军爱人

2020年12月，患者李亚茹因过度劳累突发膀胱湿热急症，出现严重尿频、尿急、尿痛，十余分钟如厕一次，憋胀疼痛难忍，急症突发、痛苦不堪。患者家人田信军紧急向我求治，我即刻辨证开具对症速效药方。患者当日抓药煎服，服药数小时后排尿频率大幅降低，疼痛憋胀症状持续缓解。全天分时段服药调理，当晚症状基本消退，次日彻底痊愈。仅三副汤药便根治急症，无复发、无后遗症，充分体现中医辨证精准、起效迅速的优势。

患者李亚茹近照

（二十四）咸阳市民王佳肝肾综合征

当年咸阳患者王佳找到我时，已经辗转多家三甲医院。他2007年确诊肝肾综合征，肾病三期、继发性病毒性肝炎，反复住院输液，花费二十余万，变卖房产、四处借贷，病情却越来越重，全身浮肿、脏器淤堵，西医治疗收效甚微，科室大夫建议她寻求中医调理。2009年9月她抱着绝望心态前来就诊，我诊察后告知她，此前住院治疗思路不对，继续输液只会持续损伤肝肾，劝她立刻出院纯中药调理。我为她开具汤药，药价低廉，远低于她往日住院单日开销。她服药七日便身体出现明显好转，重拾信心坚持服药一年有余，浮肿、乏力等各类症状全部消退，各项检查指标恢复正常。后续两年她间断巩固调理，疾病从未复发。为感念救命之恩，她送我匾额，还执意让五岁幼子拜我为师，希望传承中医医术，救济更多饱受病痛折磨之人。我始终认为中医对症便见效迅速，三剂药即可感知身体变化，辨证精准，方能逆转重症顽疾。

给王佳诊断疾病时留影

王佳的孩子立志拜师学中医

（二十五）孙景章萎缩性胃炎病案

西安退休干部孙景章2014年查出萎缩性胃炎、肠易激综合征，还有胆囊切除术后、肾囊肿等旧疾，连续五年辗转三家三甲医院五次住院，花费近十万，中西医各类疗法全都试过，病情反倒持续恶化，常年腹泻暴瘦，体重从140斤跌到102斤，面色枯黄、气虚乏力。后续换知名医院检查，各项指标看似正常，却无对症治法，他心灰意冷，几乎放弃治疗。经亲友引荐，他来我这里求治。我仅搭脉，未等他详述病情，就点出他脾胃运化衰败、食谷不化的核心问题。我以健脾固本、调和全身气机的思路开方调理，服药一月，他腹泻减轻、体重不在减轻；坚持服药一年半，体重回升至117斤，精神全然好转。停药一年半后，他身体康健，日常爬楼、买菜、出游都毫无负担。西医只盯着病灶治标，长久服用西药还损伤胃黏膜，我从脾胃本源整体调治，标本兼顾，才彻底化解他的癌前病变隐患。

患者孙景章病愈后留影

（二十六）张誉夕，咸阳市公职人员

2020年10月，尚在读高三的张誉夕，长期学习压力大，脾胃虚弱、气血不足，食欲不振、整夜失眠，情绪低落，四医大确诊重度抑郁症，开具精神类西药，服药后烦躁加剧，还曾过量服药伤害自身。父亲带她找到我，我诊后告知她并非精神疾病，只是正气亏虚、脏腑失衡，停用精神西药，开七副汤药调理。五天恢复食欲，一月愿意与人交流，三个月饮食睡眠、记忆力全部恢复正常，顺利参加高考，从此她信任中医，考取中医药大学，毕业后考上公务员，现已从事医务工作，平时利用业余时间在诊所临床学习中医。

患者张誉夕病愈后留影

近数十年还有很多很多数不清被我治愈的危重病例，如果有人感兴趣，我可以继续提供。

（三）

眼前的这场官司：与事实无关，与法律无关

以上所有病例，都是为了说明一个事实：我行医六十年，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向我求治的患者，我从未拒绝过，从未发生过一例医疗事故。我唯一一次成为被告，恰恰发生在我没有实施治疗、没有收取费用、没有开具处方的情况下。

（一）事件经过

2023年11月19日下午，我应徒弟之邀，到他正在筹备的诊所给熟人看病。一位患者排队候诊，让我为他诊脉。我脉诊发现，此乃中医所谓 “七绝脉” ——属危重之兆，随时可出现生命危险。诊所无抢救条件，也无急救中药，我当场劝他立即去医院。患者没有听从我的劝告，而是去旁边另一家茶室喝茶聊天。后突发抽搐、昏厥，我催促联系，徒弟拨打了120，我未再插手。120到场后，在车上抢救了一会，转到医院是六点半，医院从六点半抢救到夜间零点五十三分。所有情况应该有监控来证明。

（二）因果关系的根本断裂

患者的死亡，应该是心脏失血过度、长期供血不足导致的心源性猝死，是其自身严重疾病骤然发作的必然结果。我与死者素昧平生，仅在事件突发前出于医者本能施以短暂脉诊——而脉诊本身不产生任何创伤、不施加任何药物、不产生任何生理影响。脉诊与死亡之间，不存在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。

更何况，我的建议是“立即去医院”——这是唯一正确的处置。如果诊出危象默不作声、任其离开，才是失职。如果我开出药方、施以治疗而失败，还可讨论责任。但我做的恰恰是发现危象、明确警告、建议就医。一个救人于未然的举动，何以成为被告的理由？

（三）医院的责任不应被忽略

患者由120送往医院，医院能抢救几个小时，不幸离世。死亡发生在医院，而非诊所。家属不追查医院抢救是否得当，却将一位诊脉后建议就医、从未实施治疗、从未收取费用的八十三岁的老人告上法庭，索赔二百余万——实为人伦与法理的双重失据。

更何况，据我六十年的临床观察：凡是经过西医每年抽血检查、手术、放化疗、长期服药、过度治疗的患者，都是气血亏损，导致心脏供血不良的病因。像这种病人，如果不补血，靠压胸来抢救，十有九死。如果当时120抢救时输血或补血，医院抢救时输血或补血，或许他也不会死亡。

例如：联通公司刘总的母亲，在医院抽血后病情危重，特请我去医院会诊，当时人已昏迷，全身插管，问话没有反应，我告之失血过度唯有输血或服补血药才能救活，后来我才知是抽血后导致昏迷不省人事。我当时让他们抽多少血应该补多少血，否则无法可治。后来医院给其补血以后，现在病人还在存活。医院抽血要缴费，输血还要收费，这种双层收费合理吗？

我治疗过另一位心脏病人，名叫王法正，经我治疗后病情好转，已停止再继续服药，还给我送来一面锦旗。过了五个月后，去医院检查抽血后死亡。

还有一位咸阳的青年来电，请我去医院为他母亲会诊，我问清情况后，还是抽血过度，病情危急，我让他找医院把血补回来，才能救活，他求医院输血，医院回答：病人不够输血标准。他无奈时转到另外一个医院输血后，才救活了他的母亲。出院后服用中药，病人才越来越精神。

像这样的病例太多了，难道检查必须要抽那么多血吗？才能诊断正确吗？如果一个人不吃药连续化验三次，每天的指标能相同吗？哪个医生能保证么？如果化验很准确，一天去三个医院化验指标都相同，这才是准确的。如果指标不相同，你们又怎么解释？人的血型不一样、男女老少不一样、春夏秋冬不一样、为什么你们的指标非要求一样才准确呢？我认为对待每个老人和小孩，能用中医治疗，为啥非要抽血呢？每个老人和小孩体质都很虚弱，能不抽血尽量不要抽血。按西医的方法去检测，每天指标都会不同，如果有人不相信，尽可一试就会知道。中医不靠抽血能诊断的病，为啥非要抽血不可呢？长期吃一种药，甚至一生服用一种药，只能病越来越多。而服中药则要按四季变化服药。

医院在抢救时往往不补血、不固本，反倒以压胸等方式抢救，不同的病人，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救治，对待体质虚弱的病人要补养气血、扶正固本，不要千篇一律的人人抽血，现在有相当多的病人，听说大量的抽血都不敢进医院，不要造成人人恐惧。

（四）原告的污告应当被追究

不要让善良成为被攻击的理由，不要让宽容成为被利用的软肋。诬告者的恶行应得到法律的惩戒，唯有如此，才能还社会以公道，还医者以尊严。

（四）

很多人问：你治了这么多病人，为什么不把证办下来？这正是我四十年来最大的痛苦。

（一）一纸证件，四十年的困局

70年代，我在单位利用业余时间为群众治病，得到厂里职工的信任和赞誉，应大家的推荐，党委书记姚毅为了进一步让我提高医疗水平，安排我去医院临床边诊断边学习，更进一步提高医术水平。进修两年后，鉴定证书上写着：“基本功很熟练，能单独处理病情”。回单位后，组织安排我到单位卫生所，在中医室独自用中医针灸为全厂职工治病。

80年代，全国统考中医师，我的成绩优良。发证时，所有人都发了医师证，唯独卫生局有意给我发了个中医医士证，1999年换证时又给我换了卫生部的助理医师证。我从60年代到80年代治愈了千千万万疑难杂症患者，又在单位卫生所独立行医10多年，到现在治病60余年，还是一个助理医师证。

那时国家组织民间中医全国中医师统考，广大师承中医师报考中医师资质，考核成绩达到中医师合格标准。彼时全国尚未建立完整独立的中医职称体系，医士职称完全套用西医制度，政策区分在编学历人员与民间师承人员：公办人员考试合格直接发中医师证，民间中医即便成绩达标，也只能下发低等级的中医士证。1999年执业医师资格认定时，中医师证可直接换发执业医师证，中医士证只能降级更换助理医师证，大批老中医就此错失执业医师认定机会。后期国家又批量发放二十余万张中医助理医师证书，前后标准截然不同，大量民间中医蒙受重大的历史不公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医药国际发展战略论述中讲话指示：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，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”

习近平总书记还在2019年10月25日，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指示：“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，传承精华，守正创新，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、产业化。”

习总书记多次考察基层中医院、艾草产业、医圣故里，明确导向：尊重中医药自身规律，完善符合中医特点的人才、执业、管理模式，扶持民间传承、师承教育，不简单套用西医标准管理中医，为基层中医、民间中医药从业者发展提供政策支撑。

如果按照医师法第三十四条，我一生就不能再单独办诊所了。我这一生就不能救人了，难道执业医生应该见死不救吗？我认为这是一个限制中医发展的政策，和总书记的讲话自相矛盾，难道你们这不是套用西医的政策吗？地方制定政策的人，你们为什么不能按总书记的指示来执行？我从六十年代到现在治疗五十余万人次和数万的危重病人，从没发生过一例医疗事故，如果按现在指定的政策，有一例事故，我也不会活到现在。我把过去治愈的十分之一的危重病人，举例如下，随你们处罚吧！我如果不再行医，那么诊所就会关门，20多人将会失业。每天信任我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，每天求医的电话不计其数，每天找我诊断的30余例危重病人将会面临死亡。有些病人抽血过度即将死亡，难道这些简单的道理你们不懂吗？党的政策，在地方为啥不执行？中医救死扶伤是在实行人道主义，限制中医治病的那些条条框框难道正确吗？限制我看病是小事，限制我救死扶伤你们认为正确吗？

早年西医设有医士初级职称，换证时直接认定执业医师。依据1951年卫生部《中医师暂行条例》，国家取消中医士职称层级，全国民间中医统一核发中医师证，历史上不存在中医士证书发证制度，西医则单独保留医士任职资格。按（85）卫人字86号文件规定，原始中医师证效力等同于西医医士职称，本应适用《执业医师法》第四十三条老人老办法的过渡认定条款。但主管部门机械照搬西医评定标准，以无中医士证为由，将本人合法的中医师资格降级，仅核发助理医师证书，致使本人终生无法独立行医、单独开办诊所，该认定方式违背立法本意，对中医明显不公。

1982年改革开放后，单位新上任领导只允许我给单位职工看病，不允许对外治疗，在无奈情况下，我才停薪留职，一心想办个为穷苦老百姓治病的诊所，按患者经济条件可减免药费，让每个穷人都能看上病。他们限制我只要有主治医生的证才能办诊所。万般无奈，后来我在老医协弘仁门诊部坐诊两年，因搬迁后，又在汉唐医院坐诊两年。当时一位女院长多次找我给患者开化验单来增加收入，我觉得中医四诊八纲就能诊断，为啥要开化验单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呢？理想是理想，就是不能实现，后来我就离开了汉唐医院。

再后来，我曾找过省卫生厅郭厅长和中医药管理局苏局长，他们说我错过换证时机，就不能再办理执业医师证了。无奈之下，我只有给上层领导写信，回复信件批到陕西省，转到新城区卫健委，从新城区又推到莲湖区卫健委，转来转去，不了了之。他们还让我签字：一、让我不要再给上级领导写信；二、让我找个医院学习半年。医院治不好的病人来找我治疗，让我去学他们什么？是学化验还是学英语？还是让我去跟孩子们学习西医？我每天都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病人，我倾注了全部精力医治病患，实在难以抽身去外地，再加上他们一直不给我办理执业证，拖来拖去长达数十年！这些地方反中医势力，不知他们还要把中医压制到何时？

1986年，国家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极力扶持民间中医、师徒传承，牵头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筹办的光明中医药大学，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医四年，毕业考试成绩单如下：

（二）用西医的标准考核中医，是进步还是背离？

用英语考核来衡量上了年纪的老中医——这是科学的进步，还是对中医的背离？将管理西医的那一套硬搬到中医身上——中医本就是个性化治疗，灵活是其最大优势；以“开化验单、提成创收”为条件，这究竟是行医标准，还是商业考核？

如果扁鹊、华佗活在今天，按现在的要求，他们也无法正常行医。我们今天用一套他们根本无法通过的考试去衡量所有后继者——这是对中医的继承，还是对中医的背叛？

（三）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的反思

在毛泽东时代，我随医疗队下乡入户，为群众治病，从来无人阻拦。那时候没有人问“你有证吗”，大家只问“你能治好吗”。2023年10月29日却因为给一个患者号脉、劝他去医院，而坐上了被告席。从“安心行医”到“动辄得咎”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？民间中医到底是犯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大罪？

更令人寒心的是：那些有证的、每年挂名领薪的人，从未在诊所出现、从未给患者看过一次病；而我救了无数人，却因为证件问题被反复刁难、罚款，有冤无处申，有理无处辩。他们有证的治病无人问津、会看病的无证可执——这是制度设计的初衷，还是执行的偏差？

（四）基层执法的良莠不分

纯中医的慢病防治，没有输液、没有抽血、没有高风险操作，不应简单归为“非法行医”。我把所有精力用在辨证开方、针灸施治上，根本无暇也不会去给病人抽血化验。如果执法者不分良莠一概打击——是依法行政，还是惰政的思维？

（五）

我的呼吁！

第一，请正视中医的特殊性。中医是望闻问切、辨证论治的医学体系，不应照搬西医的管理模式。用英语、用化验单、用开单提成来考核中医，本身就是对中医的背离。

第二，请建立合理的民间中医认证通道。对于有六十年临床经验、治愈无数患者的老中医，不应以“错过换证时间”为由一拒了之。医术应当以疗效为证，而非以年限为限。那些靠权力获得资格证的，随意给人开单化验的，他们多年来以证件挂靠吃空饷，实为不公。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中医？应该对他们来一次全国大考核，凡事手中用权办证的，都不是真中医，一考便知，应该让民间老中医出题考考他们，一辩真假。

第三，请切断过度医疗的利益链条。医院给病人抽血、检查、开药，以数量论绩效，以检查创收入——这些行为带来的伤害，远比中医号脉诊断要大得多。为什么没有人追究？为什么没有人问责？你们如果真的是为了患者，请先清理那些以“检查”为名、行“创收”之实的系统性伤害。

如果行医六十年的老中医，出于医者本能只能诊脉、没有抢救中药，又没收取任何费用，劝立即去医院抢救，难道也违法吗？家属没有任何证据，索赔二百余万元，这就是诈骗！应该追究诬告者的法律责任。

那些比我年轻、还在坚守的同行，他们的处境只会更惨；那些想学中医的年轻人，比如我的五十位徒弟，还有想学但还未拜师的十余位年轻人，看着老一辈的遭遇，还敢再学吗？民间中医这个群体还有什么指望？我这一生，从无休假，从无懈怠，业余时间义诊又无索取，不让诊所收取诊断费。五十余万人次的门诊，九年的免费义诊，无数次深夜出诊，疫情时期自费购药救助学生……我不是为了名利，不是为了掌声，只是因为母亲去世时我无力回天的痛苦，我跪在地上发出的誓言，让穷苦人看得起病，只是因为“医者仁心”这四个字的分量。

总书记说得好：“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，传承精华，守正创新”。

“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”——这句话的分量，重若千钧。中医的规律是什么？是望闻问切，是辨证论治，是个性化治疗，是以人为本。它不是抽血化验的规律，不是英语考试的规律，不是用管理西医的一套去框死中医的规律。总书记同时强调，要“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、服务模式、管理模式”——请注意“符合中医药特点”这七个字。它不是让中医去符合西医的特点，而是让制度去符合中医的特点。

可现实中，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：用英语考老中医，用化验单考核纯中医，用“开单提成”绑架中医，用西医的住院和抢救标准去衡量一个号脉开方的老人。这哪是“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”？这分明是削中医之足，适西医之履。

再好的政策，如果到了基层就走样变形，如果被某些人拿来做“选择性执行”，那它就只是一纸空文。我恳请所有掌握政策执行权的人，真正读一读总书记的话，想一想什么是“符合中医药特点”的管理，问一问自己：我今天的做法，是在“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”，还是在背离党的指示？

我这一生的遭遇，恰恰是因为不能按中医药的规律去发展。我治好了五十多万人，却因地方不给换证被定为“非法”；难道他们阻碍中医向前发展就是政策吗？对那些被过度检查、过度治疗、手术放化疗而治死的人不应该追责吗？

我八十三岁了，一生救人无数，还有很多很多治愈的危重病人都有据可查，以后我还会继续报道的。欢迎所有的专家教授来薛医堂诊所治病，互相取长补短，为天下老百姓的健康长寿奋斗终生！

附图：